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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冠是否会终结全球化?诺奖得主这样认为

新冠是否会终结全球化?诺奖得主这样认为

杨安琪 2020年08月23日
所有企业数字化问题,都无法脱离两个大的疑问和语境。

今年7月底,白宫经济顾问拉里-库德洛表示,美国经济正在经历V型复苏。不过,美国各公司的CEO们并不这么认为。

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向《财富》杂志提供了其对全球CEO和高管的调查结果。在美国CEO中,42%的被调查者认为经济会出现U型复苏,也就是更温和的反弹,26%预计会出现可怕的L型复苏,23%预计会出现W型复苏或二次衰退。

只有9%的美国CEO预测经济会出现V型复苏,经济反弹与经济收缩的速度几乎相同。

数字化则成为今年CEO讨论中另一个重要主题。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指出,有60%的欧洲CEO和57%的美国CEO认为数字化转型的加速是这场疫情带来的最重要的长期影响。在中国,这一比例为40%。

不久前,《财富》与德勤会计师事务所联合对CEO们进行了一项调查。在这份调查中有77%的CEO表示,其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在这场经济危机期间明显提速。40%的CEO称增加了IT基础设施/平台方面的支出。

应该说,我们现在讨论的所有企业数字化问题,都无法脱离两个大的疑问和语境:疫情将要持续多久?以及,全球化的趋势是否就此割裂?

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、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·马斯金(Eric Maskin)、腾讯首席战略官兼高级执行副总裁詹姆斯·米切尔(James Mitchell)在本月《财富》(中文版)参与的一次对话中,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

以下是两位主要观点,内容经过编辑

谈全球化

埃里克·马斯金:全球化催生了前所未有的增长。中国奇迹主要归功于全球化,其他许多国家也是如此。

如果疫情终结了全球化,或者至少导致其倒退,我就会担忧未来的增长。世界经济的增速将会低于之前,全球化允许我们利用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,在全球化受到限制的情况下,这些优势就无法发挥。此外,正如我和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迈克尔·克莱默(Michael Kremer)的一些合作研究所指出,全球化实际上让全球的劳动力成为一个整体。

如果新冠疫情终结全球化,所有人都会遭殃。当然,我不认为会发生这种情况。是的,疫情发生时,一些国家会很自然地倾向切断自己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,防范疫情输入。但是这个目标不太可能实现。

我们确实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,不论一个国家多么努力,都不可能独善其身。当然我也觉得全球化碰到了麻烦。我认为作为经济学家,应该尽我们所能来保护它。它一直是推动增长的力量,也是一股与贫困斗争的力量。中国已经成功地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。

全球化也不是没有问题,当然,任何一个像全球化一样强大的东西,必然会在带来益处的同时引发问题。但在我看来,有些问题是可以纠正的,我觉得全球化是需要很好地保持的。

詹姆斯·米切尔:全球化一直是、现在仍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发展引擎,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帮助数十亿人摆脱贫困。因此,我认为从经济的角度来看,虽然全球化是喜忧参半的,但它显然是一个长期的主题。

我认为1919年的全球瘟疫并没有对全球化或去全球化产生非常明显的影响,当然,当时的影响,很大程度上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波淹没,如果再往前看,13世纪的黑死病的确重塑了当时的资本流动和贸易行为。但这并没有阻止资本流动或贸易行为。你可以争辩说,欧洲经济的重心由此从意大利北部迁移到易北河流域,以及英格兰、荷兰等国,特别是纺织品贸易方面。你也可以说,它将议价权从资本和土地转移到了农民身上,因为人口缩减,单位土地面积相对的劳动力更紧缺。

我确信,这场特殊的危机不会带来像黑死病那样巨大的痛苦,但是它可能会改变资本流动或经济活动的通路。这些我们只能在未来数年中静观其变。

谈技术与创新

詹姆斯·米切尔:关于技术创新问题,我认为全球化会催生某种形式的技术创新。世界仍然具有全球化属性,但也许在本质上会两极分化。这会导致创新的持续,但是流向却改变了。你在开场时提到,在过去的三十年里,创新和技术变革的速度大大加快。我的观点是,在腾讯这样的企业,这种感受是很真实的,因为,我们专注于在智能设备上提供社交网络、娱乐和企业软件。

但如果你是一家像波音或美国航空这样的企业,你可能会说,实际上航空航天工业的技术变革速度,在1930年到1960年之间要快得多,当时从螺旋桨飞机改成大型喷气式飞机,速度远高于1960年到2020年。可以说,在过去三四十年里,在航空航天领域唯一真正的创新是火箭,比如像Space X这样的企业开发了可重复使用的火箭。

不管怎样,我认为人类天生具有创新精神。我们有一个天然青睐创新的全球体系,在过去的三十年里,创新主要聚焦微型化,比如集成电路、智能手机,以及上面承载的软件。但是,未来创新的重点可能会转移。我认为创新将继续以不同方式延伸到不同重点领域。

埃里克·马斯金:有一句古老的英语谚语说,需求是创新之母(Necessity is the mother of innovation)。我不确定汉语是否有对应的说法,主要含义就是,我们最具创新性的时刻常常发生在身处困难之时。所以反过来说,我认为疫情有可能实际上会促进创新。

它推动世界上的生物技术企业研发新药,比如一种新的疫苗、新的基因疗法来应对疫情。毫无疑问,所有这些努力都会对其他产品产生很多溢出效应。

詹姆斯·米切尔:外源性冲击确实可以刺激创新。不管是创新之父还是之母,都是这样。

但是,冲击肯定会刺激人们产生各种反应,比如说,二战的六年催生了原子核能研究,衍生出电子计算,带来了现代抗生素,还有喷气式发动机、雷达。所以,我的假设是,无论外源性冲击持续多久,它在激励疫苗和防疫措施等直接的技术创新方面,也会有一定的成效,而且会间接衍生出新技术。

当然,创新者的行为在外源性震荡时期可能有别于平时。一般来说,在战争期间,政府在激励、资助和促进创新方面成为主要推动者,而在当前这场特殊的危机中,大型制药企业的确在加紧行动。

和过去相比,他们冲在最前线,与政府、顶尖大学合作,他们的成果非常值得期待,不论是疫苗等直接成果,还是其他间接成果。我认为,无论新冠疫情是否发生,世界都会从一种基于物理学的范式转向基于物理和生物学的新范式。这一趋势基于人类对DNA和RNA进行测序的能力,以及实际上对病毒进行编码或调整DNA的能力,而新冠疫情会直接或间接地加速这种转变。

埃里克·马斯金:另一个被快速推进的技术进步领域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。我现在是从波士顿参加对话,你们在中国。计算机通信技术和其他现代技术不断进步。这本来就会发生,只不过现在比几个月前更难面对面交流。我所在的哈佛大学的教学技术已经在几个月内有了明显的进步,实际上大多数课程都不需要现场授课了。

我们的大部分互动会走到线上,现在人们担心,仅仅通过在线平台交流会不会丧失一些东西?但同样的,这将取决于技术,可以想象未来会有更加实质性的改进,以至于很难辨别大家是否真在同一个房间里,还是通过电脑。这些都是可以期待在未来几年实现的改善。

詹姆斯·米切尔:您的话很有意思,我最近在重读一本小说。一本三十多年前的书,但可以说重塑了现代互联网 ——《神经漫游者》,作者威廉·吉布森。

令人吃惊的是,作者在互联网真正出现之前很早就发现端倪。他把很多微妙的东西揭示出来,在神经漫游者的世界里,人们四处走动。如果需要联系其他人,就去电话亭,用固话给他们打电话,但有时没人接听。那只好回家,然后从家里登录到一个虚拟世界,一个物理世界的逼真镜像,但登录需要使用固定地点的固定设备。

当然,这与过去三十年世界的实际演变是相反的。也就是说,现实中互联网越来越多通过智能手机产生连接。但另一方面,我们在互联网上与其他人的连接体验是分裂的,仅通过非常碎片化的应用程序来协调。所以你我之间的互动可能是通过即时通讯软件、电子邮件、视频会议APP,但每一种体验都是割裂的。我们在这些互联网体验上的社交图谱,与其他任何场景的社交图谱都有很大的不同。

现在,人们被迫居家隔离一段时间,我们看到了对全方位虚拟体验的需求在增长。几周前我和我的孩子们一起玩游戏,游戏里一度聚集了1200万玩家。几天前,我又登陆游戏时,发现旧地图被打爆了,绘制了新地图。

这让我瞥见所谓的隐喻的一角,无论如何,这是一种不同形式的虚拟化,更类似于小说30年前的想法:在虚拟世界中,复制更多的物理世界的体验,而不是目前占主导地位的隐喻,即通过手机随时进入个性化的世界。

谈企业数字化

詹姆斯·米切尔:我认为,疫情加速了支付和企业软件的数字化,并刺激了云服务的采用,当然,这确实是现在不同垂直领域正在发生的事情,情况千差万别。

我认为中国的支付已经相对高度数字化,可能其他发达国家也会快速追赶中国,支付数字化在中国已经在中国已经非常普及。

另一方面,在帮助企业上云方面,中国比美国的进程落后很多年,也相对落后于欧洲。疫情刺激了中国企业上云的愿望。但在短期内,愿望和能力、人才供应之间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的滞后,因为特别是在中国,许多工作负载没有从内部部署转到外部部署的云上。

实际上,很多企业刚开始创建数据,第一次将数据数字化,第一次构建数据数字化的过程,需要第三方的现场支援,比如腾讯派员工去客户现场,以促进数据的数字化。

新冠疫情下,有一些安全问题需要考虑,比如企业是否很快接受外部员工进入现场帮助他们实现数据、流程数字化。我认为,从中长期来看,这场疫情肯定加速了数字化趋势。但是从非常短期的角度来讲,人的安全总是要放在第一位。

这是关于疫情的问题。就企业如何衡量自己在数字化方面的进展而言,我的初步想法是,需要个案分析……企业在确定数字化前景的首要任务是什么之前,需要深入审视自己,而不是采取一刀切的解决方案,这可能不适合他们的特殊需求。

埃里克·马斯金:关于供应链的问题,有人认为疫情可能切断全球供应链,但我认为这没有抓住重点。

疫情给我们上的重要一课,并不是说与国内供应链相比,全球供应链的风险更大,而是过于依赖任何一个单一的供应链都是错误的,因为那个供应链,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全球的供应链,都可能被破坏,而且常常由于突如其来的东西,比如疫情。

因此,应对疫情的正确对策不是从全球供应链转移到国内供应链,而是拥有多元化的供应链,因为国内供应链也可能受到干扰。所以一家企业不应当再依赖单一的供应来源,而是要多元化。如果一个来源由于某种原因变得不可用,还有其他选择。

当面临风险时,应该分散投资组合,这是稳健金融投资的基本原则。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经济生活的其他领域。如果我们面临可能因疫情而中断的风险,我们也希望使我们的供应商多样化。这才是我们要吸取的教训,而不是说全球供应链本质上是有风险的。(财富中文网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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